原始拍摄画面中宜昌的现代图景与电影中的特效画面对比钱龙配资，是跨越时空的“见证”。
湖北日报评论员 刘中扬
“我们做的事无人晓得，我们的子孙永世长存。”
以鄂西会战为历史背景的电影《得闲谨制》正在热映。影片全程在宜昌取景拍摄，总制片人侯鸿亮说钱龙配资，“宜昌特别像中国传统水墨画里的风景。这里江和山的感觉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。”
发生在湖北宜昌的石牌保卫战，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日军“溯江而上直取重庆”的战略妄想。影片通过一群老百姓和散兵游勇从逃避战乱到奋起反抗的故事，让观众看到：壮美的长江天险，不仅是地理屏障，更是民族韧性的深刻隐喻。
长达14年的抗战硝烟与民族苦难，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装进群山峻岭中的戈止镇。这座被3个日本兵错认为“武镇”的小村庄，是会修炮的钳工莫得闲的第三个“家”。从南京逃到宜昌，又从宜昌躲进戈止镇，直到退无可退，他抱紧装着火药的旗杆，喊出了那句“撕了我，再用我的骨肉撕了他们”的怒吼。贪生是本能，赴死是觉醒，没有对英雄与牺牲的悲壮渲染，只有为了“我们的家人能活”的孤注一掷。
影片中有许多隐喻和象征。莫老太爷“国破山河在，低头思故乡”的吟咏，夏橙“黄河三峡猿鸣悲，猿鸣三声泪沾衣”的改编，都照应着死于战乱的亲人牌位背后的对联：“万千流水归长江，伶仃孤鹤觅吾乡。”国破家亡的年代钱龙配资，活着，不是晨昏昼夜、醒来与安睡，而是望不到头的流离失所、背井离乡。莫得闲年幼的儿子学会写的第一个字是“死”，战争使童年与死亡如影随形。
然而，墙被炮火轰塌了，屋脊还挺立着。战火把家园再次摧毁了，长江还奔流着。
布衣甲，生死场。把镜头对准历史尘埃中的小人物，不只为了控诉日军的暴行，更是为了书写一部普通人在抗战中的史诗。一门架在凡人肉体上的苏罗通炮，击败了坦克，靠的是一个接一个血肉之躯的前赴后继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，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沉重代价，把日本陆军的主力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。
这一个个钉子，是兵，是民，是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。
抗战胜利80年后，为什么我们依然为那久远的牺牲而热泪盈眶？历史不是一卷泛黄的书页，而是不同时代的人，活生生的日子。铭记历史，是对屈辱与呐喊感同身受，是血脉相连的震颤与回响，是诗歌里写的：“祖父死在这里，父亲死在这里，我也将死在这里。”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战争中的幸存者的后代，是奔流不息的黄河与长江的子孙。我们该如何纪念那些未被纪念碑记载的牺牲？
真正的纪念碑不是一块块石碑，而是长江本身。它日夜奔流，将勇于直面一切苦难的勇气，刻进民族的血脉地质层。
“历史，本就是人们拿血和着写在泥巴里的。”好战者高喊“武运长久”，珍视和平者才懂得“止戈为武”。影片最后，莫得闲站在执笏山顶俯瞰长江，他面前的巍巍青山，在去掉特效图层后，就是高楼林立、大桥飞架、高铁驰骋的现代图景。
这一幕仿若穿越时空的对话钱龙配资，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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